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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詩人的心 學者的魂

2018年06月25日 10:44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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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作者:聞名(聞一多先生之女)

清華園的清雅

1932年8月,父親應聘回到母校清華大學擔任中國文學系教授,他謝絕了中文系主任的職務。學校還在擴建,房子不夠。父親暫時只身住在西門外的達園,半年后才搬進新建的西院教職員宿舍46號。

 

聞一多在治印。

1934年11月,新建的教授宿舍“新南院”落成。父親分得了其中最大的寓所之一——72號。這里有大小房間共14間。電燈、電話、冷熱水、衛生設備一應俱全。環境也十分幽靜。寬敞的庭院由矮柏圍成院墻,一條甬道直通居室。

這是父親一生中住過的最好的居所了。他十分高興,再一次施展了藝術家的才能,對新居進行了精心的設計和布置。母親說,“新南院”的住戶,大多在院內栽種各種花卉。父親卻在甬道兩旁植上碧綠的草坪。草坪上只各點綴一個魚缸,里面幾枝淡雅的荷花,幾條金魚在其間悠然游弋。放眼望去,別人家院里五彩繽紛,我們院中卻滿目青翠。

最令父親自己滿意的,大概要算他親手在書齋窗前栽種的那幾叢竹子了。他愛竹如寶,精心伺弄,使它們生長得枝繁葉茂,后來在昆明還時常念起來呢。

這瀟瀟翠竹、茸茸綠茵,透過書齋紗窗,與齋內滿壁的古書、根雕的太師椅渾然一氣,構成了一幅清新高逸、充滿詩意的畫面,人在其中,不由不勾起無窮的雅興。

 

1940年,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在云南大普吉鎮合影。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回到母校,父親倍感親切。這里是哺育他成長的地方,他曾“餓著腦筋,燒著心血,緊張著肌肉”(《園內》)像靈芝一般在這里茁壯開放,由一個天真少年成長為一個熱血青年,也曾懷著赤子深情在大洋彼岸為她熱情謳歌:“你是東方華胄的學府,你是世界文化的盟壇!”(《園內》)

闊別十年,學校在軍閥混戰的動亂局勢中幾經波折。如今在校長梅貽琦的主持下正走上勵精圖治的道路,延攬了不少人才。中國文學系的師資陣容也較強大。教授有朱自清、俞平伯、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等著名學者。父親功底雄厚,但他仍覺得自己是半路出家,勵志加倍奮進。

清華園學術氣氛濃厚,校內環境清靜,父親埋頭書案潛心治學,正如他在《園內》一詩中所寫的那樣,像蒼松一般“猛烈地”,像西山一般“靜默地”工作——

這里萬人還在猛烈地工作,

像園內的蒼松一般工作,

伸出他們的理智的根爪,

挖爛了大地底肌腠,

撕裂了大地底骨骼,

將大地底神髓吸地,

好向中天的紅日泄吐。

這里萬人還在靜默地工作,

像園外的西山一般工作,

靜默地滋育了草木

靜默地迸溢了溫泉,

靜默地馱負了浮圖御苑;

春夏他沐著雨露底膏澤,

秋冬他戴著霜雪底傷痕,

但他總是在靜默中工作。

當然,這工作并不是書呆子似地全無目的,是要為“他們四千年來的理想”,為弘揚祖國偉大燦爛的文化而努力——

這里努力工作的萬人,

并不像西方式的機械,

大齒輪綰著小齒輪,

全無意識地轉動,

全無目的地轉動。

但只為他們的理想工作,

為他們四千年來的理想,

古圣先賢底遺訓,努力工作。

真名士的熏陶

自武大以來,父親便潛心古典文學。回清華后,對新詩雖仍然關注,但已不再寫詩,而完全沉迷于古籍并樂而忘返。這種癡情,自然源于他自幼對祖國歷史文化的熱愛,但也和他近年來內心的苦悶矛盾不無關系。

到清華的第二年,父親在給老友饒孟侃的信中傾訴道:“我近來最痛苦的是發見了自己的缺限,一種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適應環境。因為這樣,向外發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轉向內走。在這向內走的路上,我卻得著一個大安慰,因為我證實了自己在這向內的路上,很有發展的希望。因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內的路走通了,這也可說是塞翁失馬,是福而非禍。”

在信中,父親還躊躇滿志地談了自己宏大的學術研究計劃:列出了《毛詩字典》《楚辭校議》《全唐詩校勘記》《全唐詩補編》《全唐詩人小傳訂補》《全唐詩人生卒年考 附考證》《杜甫新注》《杜甫(傳記)》八大課題。

“向內”的路果然越走越寬,他的研究不斷拓展、深化,新的成果也不斷涌現。除許多唐詩研究的成果外,從青大開始的《楚辭》研究,這時也多有所獲;而《詩經》研究也碩果累累。

馮友蘭與葉公超后來談起當代文人,都認為“由學西洋文學而轉入中國文學,一多是當時的唯一底成功者”。(《聞一多年譜長編》)

父親也十分自信。他在對臧克家談到陳夢家的考古成績時說:“他也是受了我的一點影響。我覺得一個能寫得出好詩來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別的,因為心被磨得又尖銳又精煉了。”(臧克家《我的老師聞一多》)

這顆詩人的心用在學術研究上,的確非同一般。郭沫若在父親遇難后編《聞一多全集》,曾驚嘆父親治理古代文獻“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后無來者的”。他在列舉了《詩新臺鴻字說》一文和《天問釋天》里解釋“顧莵”的一條后,說:“像這樣細密而新穎地發前人所未發的勝義,在全稿中觸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聞一多全集》·郭序)全稿這些滿篇勝義的成果,有不少(包括郭序所舉的以上二例)都是父親在清華園時完成或已經著手的。

朱自清先生后來在談到“學者中有詩人的聞一多”時,也特別指出了他治學的特色和獨到之處。在盛贊父親的學術散文“簡直是詩”時,他說:“當然,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但是更得靠才氣,也就是想象。單就讀古書而論,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可是還不夠,要沒有活潑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些點滴的饾饤的工作,決不能融會貫通的。這里需要細心,更需要大膽。聞先生能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他的校勘古書,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但卻是細心吟味而得;平心靜氣讀下去,不由人不信。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為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中國學術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

這里無妨讀一讀《匡齋尺牘》中的《芣苡》一篇,來從中領略朱先生所說的這種獨特魅力。文章先從訓詁入手,認為芣苡即車前子,本意為“胚胎”,具有“宜子的功用”。原始女性都藉以表現“結子的欲望”。父親又從生物學和社會學觀點指出,宗法社會“一個女人是在為種族傳遞并繁衍生機的功能上而存在著的”,如果她不能生育就要被儕類賤視,被男人詛咒以致驅逐,甚至還要遭神——祖宗的譴責。因此對已婚女性來說,采芣苡的風俗所含的意義“嚴重而神圣”。

接著,父親再對幾個有疑義的字作了解釋之后,便撥動了想象的齒輪,把讀者帶進了古代社會生活和古代女性的內心世界——

“現在請你再把詩讀一遍,抓緊那節奏,然后合上眼睛,揣摩那是一個夏天,芣苡都結子了,滿山谷是采芣苡的婦女,滿山谷響著歌聲。這邊人群中有一個新嫁的少婦,正撚那希望的璣珠出神,羞澀忽然潮上她的靨輔,一個巧笑,急忙地把它揣在懷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機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懷里裝,她的喉嚨只隨著大家的歌聲囀著歌聲——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沒遮攔的狂歡。不過,那邊山坳里,你瞧,還有一個佝僂的背影。她許是一個中年的磽確的女性。她在尋求一粒真實的新生的種子,一個禎祥,她在給她的命運尋求救星,因為她急于要取得母的資格以穩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每一掇一捋之間,她用盡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誠,她的歌聲也便在那‘掇’‘捋’兩字上,用力地響應著兩個頓挫,仿佛這樣便可以幫助她摘來一顆真正靈驗的種子。但是疑慮馬上又警告她那都是枉然的。她不是又記起以往連年失望的經驗了嗎?悲哀和恐怖又回來了——失望的悲哀和失依的恐怖。動作,聲音,一齊都凝住了。淚珠在她眼里。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這里展現出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幾千年前初民生活的圖景。你看到的是滿山谷婦女采芣苡的生動畫面,聽到的是那“驚心動魄的原始女性的呼聲”,而不再是紙面上簡單的幾行字。隨著想象齒輪的轉動,你的感情移入到那遙遠的古代,分享到那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生活,也清楚地觸摸到連接著它和今天的那條血脈的脈動。而《詩經》里那幾個簡單的、單調的句子從此將融化在這難忘的畫面和歌聲中,深深印入你的腦海,感動著你的心靈!

有這樣一顆詩人的心,講課也非同凡響。這個時期,父親開的課程有《詩經》《楚辭》《唐詩》《國學要籍》《中國古代神話》等,都非常受學生歡迎。他的學生王瑤回憶說:“我們現在讀《匡齋尺牘》中講《芣苡》和《狼跋》的文字,看到他是如何把詩講得活靈活現,妙語解頤,其實在課堂講授中對每一篇都是如此。”(《念聞一多先生》)

當年的《清華暑期周刊》(1934年第8、第9期合刊)上,就有位同學在一篇《教授印象記》里風趣地寫道:“聞先生講《詩經》《楚辭》是決和那些腐儒不一樣的。《詩經》雖老,一經聞先生講說,就會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辭》雖舊,一經聞先生解過,就會五色斑斕地鮮明了。哈哈!用新眼光去看舊東西,結果真是‘倍兒棒’哪。二千多年前的東西不是?且別聽了就會腦袋痛,聞先生告訴你那里是metaphor(即隱喻),那里是simile(即明喻),怎么新鮮的名詞,一用就用上了么,你說妙不妙?不至于再奇怪了吧?還有一句更要緊的話得切實告訴你:聞先生的新見解都是由最可靠的訓詁學推求出來的,證據極端充足,并不是和現在的新曲解派一樣的一味的胡猜。”(《聞一多年譜長編》)

趙儷生后來還生動地描述了老師對講授氣氛和意境的追求:“七點鐘,電燈已經來了,聞先生高梳著他那濃厚的黑發,架著銀邊眼鏡,穿著黑色的長衫,抱著他那數年來鉆研所得的大疊大疊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樣地昂然走進教室里來。當同學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復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紙煙匣,打開來,對著學生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作藹然地一笑,問道:‘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并沒有誰坦真地接受這gentleman(即紳士)風味的禮讓。于是,聞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陣煙霧在電燈光下更濃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場詩’一樣,他搭著極其迂緩的腔調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樣地,他便開講起來。顯然,他像舊中國的許多舊名士一樣,在夜間比在上午講得精彩,這也就是他為什么不憚其煩向注冊課交涉把上午的課移到黃昏以后的理由。有時,講到興致盎然時,他會把時間延長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時候,這才在‘涼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馮夷(即趙儷生)《混著血絲的回憶》〕

趙儷生后來又深懷敬佩地寫道:“晚年,我不知不覺回到‘先秦文化史’上來。在聞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實在太精湛了。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個大壽數,他會寫出驚動幾個世紀的東西來。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無愧于稱作他的學生。”(《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

文研所的書香

1941年10月初,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龍泉村(即龍頭村)司家營成立。文學部的工作由父親主持,我們也隨遷到所內居住。

研究所租用的是一棟新建不久的二層樓房。房東司榮是一位樸實敦厚的中農,他們一家不住在樓內。我們的住房是樓上的東廂房和它的拐間——一間閣樓似的小南屋(我們稱之為外屋和里屋)以及樓下的一間小東屋。

文研所的老師治學及住宿主要在二樓。那里的正房未經隔斷,相當寬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們習慣叫它“大樓”。“大樓”里擺了許多書架,除靠墻的一大溜兒,還有幾架書橫放著,把房間隔成了幾個小空間。父親他們就在這書海的空間里埋首伏案,潛心治學。我們后來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時間悄悄去書架間玩捉迷藏。那高大的書架,那滿架的古書,似乎永遠在靜靜地散發著一種莊嚴神圣之氣,吸引和震撼著我們幼小的心靈。

二樓西廂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許維遹、李嘉言(后離去)、何善周諸位先生的臥室。那里我們沒有進去過,但晚飯后常聽到從里面傳出笛聲和一種輕柔婉轉的戲曲聲調,聽大人們說,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還是我第一次聽到昆曲,覺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司家營離昆明城約20里,不受敵機干擾,村內常年綠蔭掩映,花香飄逸,抗戰中能有這樣一個寧靜美麗的處所治學,十分難得。這里與龍泉鎮相距僅4里,鎮上有南遷來的北平研究院史學所和北平圖書館。馮友蘭、王力等先生也住在附近,這些都無形中賦予了這里較濃的學術氣氛。

父親這時更是努力,他用一張長方的大案板當作書桌,“各種大小手稿分門別類地排滿一案板。他精力充沛,研究興趣最大,范圍最廣,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辭校補》《樂府詩箋》《莊子內篇校釋》《從人首蛇身到龍與圖騰》《唐詩雜論》等專著和論文,都是在這里寫定并發表的。”(季鎮淮《聞一多先生事略》)此外,《管子校釋》也是在這時參校的。

這些論著都極具創見和學術價值,比如《楚辭校補》,父親對《楚辭》的整個研究“達到了當時的最高學術水準,在‘五四’以后的《楚辭》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地位。”(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但這只是父親的初步成績,他在《楚辭校補》的引言中針對讀古書的困難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課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他說:“三項課題本是互相關聯的,尤其(一)與(二)、(二)與(三)之間,常常沒有明確的界限,所以要交卷最好是三項同時交了。但情勢迫我提早交卷,而全部完成,事實上又不可能。我只好將這最下層、也最基本的第三項——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結束,而盡量將第二項——詮釋詞義的部分容納在這里,一并提出。這實在是權變的辦法,我本心極不愿這樣做。”

但他最終沒來得及完成自己的計劃,就被反動派奪去了生命!

在司家營,父親勤奮治學的精神和對青年人的熱情關愛、指導,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當年的一位學生鄭臨川后來這樣回憶——

“我們幾個外來寫論文的同學,就在樓下飯廳靠右邊的屋角頭搭上臨時鋪位住定。白天,大家都在書庫看書,翻檢或抄寫資料,有時困倦就下樓去外面四周田壩散散步,等精神復原了再干。可是先生卻在他的書桌旁端坐,很難見他上下走動。每天夜晚,我們幾個把樓下白天的飯桌當成書桌,在暗淡的油燈下抄抄寫寫。深夜我們已滅燈就寢,只見先生的窗戶還亮著燈光,大清早我們還未起身,先生窗里的燈光早已亮了。這樣,先生晚睡早起的勤奮用功生活,又糾正了我們平時對他的誤解,以為先生講課精彩動人,只是由于頭腦特別聰明,現在才知道他在教學和學術上的成功,完全是從踏實用功、孜孜不倦中得來的。”

鄭臨川接著又動情地寫道——

“在鄉下住了好幾天,先生像平常一樣不作具體指導,還是讓我自己在書庫中亂翻,看看快半個月,收獲仍然有限,心頭不免焦急,打算回校另想辦法……先生再沒說什么,只在吃飯時告訴我,叫午休后到他樓上去一趟。我到樓上的時候,先生已坐在桌旁邊等我,桌上堆滿著大小厚薄的手抄本。先生叫我坐下,一面指著這些手抄本對我說:‘這是我多年抄集下來關于唐代詩人的資料,好些是經過整理的,里面有不少是你需要的東西,你就拿去抄些吧!將來你如果研究唐詩,我可以全部拿給你。’對這意外的厚賜,我非常激動,先生卻繼續說下去:‘為什么不早拿給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讓你經過一番困苦探索的過程,使你懂得做學問的艱難。你嫌自己半年來搜集的太少,就該知道老師這些豐富資料是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學問當像你們三湘的女兒紅(指湘繡),是成年累月用一針一線辛苦織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戲法突然變出來的。你能懂得做學問的艱難,才會自己踏實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評,隨意否定別人的成績。’我以無言可表的感激心情,噙著熱淚雙手接過先生交給我的幾大疊抄本,更在心靈深處銘刻下了這些有關治學的箴言,終身奉為典范。”(鄭臨川《永恒的懷念》·《聞一多論古典文學·代序》)

長時間伏案后,父親總喜歡在晚飯后靠在床上小憩一會兒,他也常在這時檢查我們的作業。但就在這短暫的休息時間里,他腦袋里盤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內容。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學畢業,考上了西南聯大附中。父親怕我們在入學前的長假里荒廢了學業,給我們布置了一些作業,還要求每天寫一篇日記。我如今還保存有一本當時的日記,里面就記著這樣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說:“這幾天,你們看見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嗎?你們猜這是為什么?”我們都猜不出。爸爸便說:“是在戀愛呀!”我們都很奇怪。

許多年后才漸漸明白,這不是隨意閑聊,而是父親學術研究有所得的一種興奮流露。這也是借此在為我們長知識。

父親研究古代文學,從不局限于具體的作品,而是將它們擺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從宏觀上去認識。因此,他不僅運用前人的考據方法,也運用近代的社會學等方法。比如研究《詩經》,便在考據的同時也采用民俗學的方法。為了正確理解《詩經》所反映時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在依據古代文獻資料的同時,他也十分注意尋找現實生活中與《詩經》時代文化狀態略同的有關材料來加以印證。在步行入滇途中,他就曾十分關切沿途的民間風俗和文化。當時司家營田間的男女對歌,也正可以印證《詩經》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對唱傳情這一原始風習,難怪他竟興奮得忍不住要對我們這幾個小孩子一吐為快了。

學人小傳

聞一多,我國著名詩人和學者。1899年11月24日生,湖北浠水人。1912年入清華學校,1922年畢業留美,攻讀美術。1925年回國,先后于北京藝專、吳淞國立政治大學、南京第四中山大學、青島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校任教。

1923年9月發表第一部詩集《紅燭》,1928年1月第二部詩集《死水》出版。1930年秋開始專攻中國古代文學。抗日戰爭時期,出于對國民黨專制腐敗之義憤拍案而起,投入反獨裁爭民主運動。抗戰勝利后,堅決反對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1946年7月15日被國民黨反動派特務暗殺于昆明。

《聞一多全集》前言評價說:“聞一多是在近現代中西文化大交匯、大碰撞中成長起來的一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所倡導的新格律詩理論和獨樹一幟的新詩創作,影響了為數眾多的詩人,并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新格律詩派,在新詩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聞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詩創作和提倡新格律詩理論。他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創造性重大成就,引起了學術界和思想界更為強烈而普遍的震動。”“他的研究不僅考索賅博、扎實可信,而且大膽開拓、新見疊出;在《詩經》、《楚辭》、《莊子》、唐詩及神話等領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自成一家言。因此在以上幾個學科的研究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本文摘自聞名著《聞一多和自己的歌》(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刊發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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