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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川總志》(八十卷)
2018年11月16日 16:09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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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劉大謨等修,楊慎、楊名、王元正等纂,周復俊、崔廷槐重編。

劉大謨,字遠夫,河南儀封(今蘭考縣)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嘉靖十九年(1540)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秉心誠明,勤于政事,頗有政聲。嘉靖二十年(1541),都御使劉大謨嘆正德《四川總志》“草草成書”,于是請楊慎、楊名、王元正三人編撰省志。楊慎,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殿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狀元。明世宗時因議大禮案,貶戍云南。其記誦之博,著述之富,為明代第一。而劉大謨也正是乘楊慎從云南回新都之際,請其參與編撰的。楊名,字實卿,四川遂寧人。嘉靖八年(1529)殿試一甲第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明世宗時因直言進諫,遭貶。居家二十余年,侍親至孝。頗有文采,為時人推重。其參與省志之編,正是遭貶居家之時。王元正,字舜卿,號玉壘,陜西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授翰林檢討。明世宗時亦因議大禮案,謫戍四川茂州衛。王元正在茂州講學二十余年,多有成就。其參與編省志,亦是謫戍四川茂州之時。

楊慎、楊名、王元正都是進士出身。其中,楊慎是狀元,楊名是探花。三人都有文采,都在翰林院任職,而更巧的是,三人都是遭貶的人。難怪主修人劉大謨會說:“王氏玉壘、楊氏升庵,楊氏方洲俱以雍益之豪俊,科第之倫魁,良史之名筆。謫戌遐荒,周流萬里。”嘉靖《四川總志》于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開始編撰,十月結束,歷時3個月。其中,楊慎負責編《藝文志》,楊名、王元正負責編《帝后紀》、《監守志》、《郡縣志》、《名宦志》、《經略志》、《雜志》。楊慎、楊名、王元正三人編成的《四川總志》,據后來崔廷槐《四川總志后序》云“見卷凡百余”,當在一百卷以上。王元正的《全蜀人物志序》(即為《四川總志》做的序)云:“茲乃繕錄,成編二十有六卷,立論十有三篇。”即除楊慎編的《藝文志》外,楊名、王元正編了二十六卷。而楊慎《全蜀藝文志序》(即為《四川總志》做的序)云“為卷尚盈七十”,可推知,楊慎編的《藝文志》當在七十四卷以上。

當嘉靖《四川總志》完成后不久,又被重編。劉大謨《重修四川總志序》曰:“事告,其渙而未萃者,仍托周憲副木涇(即周復俊)、崔僉憲樓溪(即崔廷槐)重加編集。”

周復俊,字子吁,號木涇,江蘇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在四川、云南做官多年,與楊慎頗有交往。嘉靖二十年(1541)入川為按察副使。頗好文學。崔廷槐,字公桃,山東平度州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嘉靖間入川做僉事。以文學出名。崔廷槐重編了嘉靖《四川總志》的《經略志》和《郡縣志》的一部分,周復俊則重編了包括《藝文志》在內的其他部分。

重編后,嘉靖《四川總志》共八十卷,卷首依次載劉大謨《重修四川總志序》、謝瑜《重修四川總志序》、楊慎《全蜀藝文志序》、王元正《全蜀人物志序》、楊名的建置、山川、賦役志序。卷末依次載謝瑜《重修四川總志后序》、崔廷槐《重修四川總志后序》、周復俊《重修四川總志后序》。其編撰體例為,卷一帝王紀、藩封志、監守志,卷二全蜀名宦志,卷三至五成都府,卷六保寧府,卷七順慶府,卷八敘州府,卷九重慶府,卷十夔州府、馬湖府,卷十一潼川府,卷十二眉州,卷十三嘉定州、瀘州、邛州、雅州,卷十四東川軍民府、烏蒙軍民府、烏撤軍民府、鎮雄軍民府、播州宣慰使司、永寧宣撫司、龍州宣撫司、酉陽宣撫司、石砫宣撫司、邑梅洞長官司,卷十五天全六番招討使司、黎州安撫司、平茶洞長官司、松播等處軍民指揮使、四川行都司、迭溪守御千戶所,卷十六經略志、雜志,卷十七至八十藝文志。其中《藝文志》六十四卷,《帝后紀》、《監守志》、《郡縣志》、《名宦志》、《經略志》、《雜志》一共十六卷。

嘉靖《四川總志》有著非常大的價值。眾所周知,流傳至今明代修的四川省志有四部——正德《四川總志》、嘉靖《四川總志》、萬歷(1581)《四川總志》、萬歷四十七年(1619)《四川總志》,而嘉靖《四川總志》修得較好,明人陳繼儒就曾說:“讀天下志,(嘉靖)《四川總志》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漢以下之文,網羅幾盡,而立例亦古。”清人憲德亦云:“(四川總志),迨前明之世屢經修輯,惟楊慎、王元正輩所纂(即嘉靖《四川總志》)稱善。”由此可見,嘉靖《四川總志》在明清所修四川省志中有著較高的地位。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明清兩代所修的四川省志中,嘉靖《四川總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很有文采的。在明清兩代所有修省志的人員中,修嘉靖《四川總志》的楊慎、楊名、王元正的水平較高,即使是全國范圍內,集中狀元、探花,全部由進士編修志書的情況也是不多的。而且,嘉靖《四川總志》是經過兩次編修的,精心雕琢過的。正是修志人員整體素質高,從根本上決定嘉靖《四川總志》有著較高的質量。所以陳繼儒會說“讀天下志,(嘉靖)《四川總志》為第一”的話了。

第二,嘉靖《四川總志》對明代后來所修的《四川總志》有著發凡起例的作用。明代后面兩次修的省志——萬歷(1581)《四川總志》、萬歷四十七年(1619)《四川總志》,基本上是依照嘉靖《四川總志》的體例進行編修。特別是萬歷四十七年(1619)《四川總志》,其主編者杜應芳,在楊慎的《全蜀藝文志》的基礎上,搜輯嘉靖以來的文章及被楊慎漏搜的文章,編成《補續全蜀藝文志》。《補續全蜀藝文志》與《全蜀藝文志》成了今天我們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資料。

第三,嘉靖《四川總志》中的《全蜀藝文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嘉靖《四川總志》中的《藝文志》后來單獨刊行,成為一部重要的書。《四庫全書總目》評其“包括網羅,極為核洽”,《益部談資》稱其“網羅金石鼎彝,秦漢之文幾盡,可謂博矣”。《全蜀藝文志》所收的很多文章是其他書未收的,如書中所收唐代著名文學家李商隱的《重陽亭銘》,不僅李商隱的文集沒有收,《文苑英華》也沒有收。再如宋代羅泌的《姓氏譜》、元代費著的《古器譜》多已不傳,而《全蜀藝文志》中卻保留著。而且《全蜀藝文志》具有較高的輯佚價值,如著名學者四川江安人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輯存》中很多文章就是采自《全蜀藝文志》。另外,《全蜀藝文志》也有很高的校勘價值,因為它所收的文章多是用的嘉靖本或嘉靖以前的版本,有利于校勘家的版本校對。

第四,嘉靖《四川總志》對今天方志研究有著重要作用。嘉靖《四川總志》本身的存在不僅有利于我們了解明代四川的修志情況(特別是嘉靖時期),而且從全國范圍看,保留至今的嘉靖年間的省志并不多,所以它對我們了解明代嘉靖年間修省志的情況,對我們進行嘉靖年間各省省志的比較研究和撰修新方志有借鑒作用。

現存最早的嘉靖《四川總志》,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本,這也是僅有的刊本。關于嘉靖《四川總志》的重要研究成果,可進一步參閱曠天全《略談嘉靖〈四川總志〉》(《巴蜀史志》2005年第4期)。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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