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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司馬遷筆下的秦始皇與海洋
2019年02月22日 10:51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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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有詩云:“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又說到秦始皇東巡海上故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邪臺。”秦始皇在海上親射巨魚及派方士遠航尋求蓬萊的行為,也成為詩人歌詠對象:“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云雷。鬐鬛蔽青天,何由睹蓬萊。徐巿載秦女,樓船幾時回。”

秦始皇成就一統功業,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及“治馳道”,完成溝通全國的交通網的建設,對歷史進程有重要影響。秦始皇創立的皇帝制度、官僚制度、郡縣制度,可以稱作影響長久的政治發明。其專制暴虐,亦貽害甚大。如譚嗣同所說,“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仁學》)李贄稱秦始皇“千古一帝”(《藏書》)。回顧這位政治人物的歷史表現,不能忽略他對海洋的特殊關注。我認為,在人們對海洋問題予以普遍關心的今天,于新的海洋觀的認識基點上,回顧中國古代海洋探索、海洋開發與海洋學進步的歷史,分析秦始皇面對海洋的表現,應是有積極意義的。

議功德于海上

在秦軍東進的兼并戰爭中,秦王政曾經三次出巡,至洛陽,至邯鄲,至郢陳,都有前敵指揮或撫慰軍士的意義。統一實現之后,他以“始皇帝”身份五次出巡,則以“臨察四方”“存定四極”(《瑯邪刻石》,《史記·秦始皇本紀》)為目的。其中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10年間4次行臨海濱。此后2000年帝制時代中,只有漢武帝超越了這一記錄。而漢武帝較秦始皇多20歲年壽,是他得以在巡行東海的頻次方面超過秦始皇的條件。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史記·封禪書》也說,秦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即“八主”,是齊人傳統祀所,多數在濱海地方。秦始皇行禮祀“八神”,體現出對海濱區域神學體系與信仰世界的尊重。

齊人較早開始重視海洋資源的開發。太公時代,齊國就“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齊桓公稱霸,有“設輕重魚鹽之利”的經濟條件(《史記·齊太公世家》)。《管子·海王》提出成就“海王之國”的理想。“致魚鹽之海”(《史記·蘇秦列傳》)成為齊國富強的重要因素。戰國外交史可見“秦齊交合”“合秦齊之交”(《史記·楚世家》)“秦齊雌雄之國”(《史記·孟嘗君列傳》),以及“齊秦合”(《史記·張儀列傳》)的情形。這固然符合遠交近攻戰略,但是也體現出秦對齊的看重。“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史記·穰侯世家》)《史記·六國年表》寫道:“(齊)為東帝二月,復為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有“秦假東帝”的說法,說明齊“東帝”稱號雖使用短暫,卻體現出秦視齊為平等國度的態度。秦對齊國力的肯定,也透露出對齊之海洋政策的肯定。

秦始皇巡行海濱,經歷黃、腄、成山、之罘、瑯邪、碣石、會稽等地方。秦始皇沿海岸行進,史稱“并海”,注家以為應讀作“傍海”。《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出現“傍海道”名號,說明此解是正確的。秦馳道經營,通達“燕、齊”,“瀕海之觀畢至”(《漢書·賈山傳》)。遼寧、河北的考古學者在渤海西岸發現了多處大型秦代宮殿遺址,可以說明“并海道”的交通等級。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來到瑯邪,刻石文字出現“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的內容。張守節《正義》:“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瑯邪臺下,十人名字并刻頌。”所謂“與議于海上”“議功德于海上”,實在是極特殊的議政形式。秦始皇為什么集合十數名文武權臣“與議于海上”,發表肯定秦“功德”的政治宣言呢?“海上”,作為最高執政集團的議政地點,對于秦王朝政治原則的確立,如所謂“并一海內,以為郡縣”等,或許有某種特殊的政治文化象征意義。這篇“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于海上”的文字,諸臣“名字并刻頌”之前寫道:“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瑯邪”“臨于海”,到達了“東撫東土”的空間極點。

“瑯邪”與“秦東門”

秦始皇在“初并天下”后不久,即“親巡遠方黎民”“周覽東極”。《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上泰山之后,“并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又“南登瑯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刻石內容明確提到抵達了“瑯邪”:“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瑯邪。”《史記·六國年表》:“(二十八年)帝之瑯邪,道南郡入。”秦始皇“南登瑯邪”,竟然在這里停留了三個月,這是他執政以后在咸陽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記錄,在出巡途中尤其異常。遷徙三萬民戶到瑯邪在秦強制移民的行為中,同樣是組織向東方遷徙的唯一一例。其規模也僅次于“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而“復十二歲”即免除移民12年的徭役賦稅負擔,也是僅見于秦史的優遇。

這種特殊的行政決策,應有特殊的動機。

瑯邪地位重要,除了作為齊地“四時主”即四季神主所在而外,曾經是越國都城也是因素之一。越王勾踐從會稽遷都瑯邪,有經歷海路的記載。而諸多跡象表明,瑯邪是東海大港。《括地志》引吳人《外國圖》說“亶洲去瑯邪萬里”,《后漢書》李賢注引《外國圖》說:“君子”國“去瑯邪三萬里。”都指出通往東方海上遠國的航路自“瑯邪”始。又《漢書·地理志上》說,秦置瑯邪郡,王莽改稱“填夷”,而瑯邪郡屬縣臨原,王莽改稱“填夷亭”。以所謂“填夷”即“鎮夷”命名“瑯邪”地方,體現其可以威懾鎮撫遠島“夷”勢力的交通地理地位。漢初“瑯邪不其人”王仲“浮海東奔樂浪”(《后漢書·循吏列傳·王景》),我們不能排除從“瑯邪”直航“樂浪”到達朝鮮半島北部的可能。這是距離秦始皇時代并不很遠的史例。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之事:“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從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對瑯邪的特別關愛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似乎關注東方海岸線的主要視點發生了變化。從瑯邪至朐的自北而南的空間移動,除了“秦東門”在咸陽正東方向之外,推測或許與南海置郡有關。因為“南海”形勢的變化,秦帝國所擁有海岸線的中點向南移動了。

徐福遠航與東洋航路的早期開通

“燕、齊海上方士”在戰國時期即開始活躍。他們以航海實踐充實了中原傳統的天下認識,又以“海上”經驗構建了神仙學說。

在走向統一的歷程中,中原人在當時世界認識的基點上,對“海”予以新的關注。《山海經》以“海內”“海外”名篇。在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化典籍中,“天下”語匯使用頻繁,并多見以“天下”“海內”并舉的語言形式。如《墨子·非攻下》言“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荀子·不茍》:“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成書與秦統一時代最為接近,內容對秦政影響最為顯著的法家名著《韓非子》中,“天下”一語出現頻次最高,密度最大,多至263次。其中有“天下”“海內”并說的文例:“桀索崏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難三》)亦可見以影響、占有和控制“四海之內”表現對極端權力的向往:“明照四海之內”(《奸劫弒臣》),“富有四海之內”(《六反》),“獨制四海之內”(《有度》)“海內”與“天下”作為政治地理稱謂同時使用,反映當時中原居民海洋意識的初步覺醒。王綰、馮劫、李斯等議帝號時所謂“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秦始皇瑯邪刻石所謂“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的說法,也都沿襲著同樣的語言形式,體現了同樣的政治理念。賈誼《過秦論》有秦始皇“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的說法,說明漢初政論家繼承了這樣的語言習慣,也體現出對秦始皇政治意識與政治實踐中相關表現的注意。

將秦始皇東巡海上的動機簡單歸結為長生追求,其實并不妥當。秦始皇初次東巡來到海濱時,尚未得知海上方士們關于三神山的學說。秦始皇東游“海上”,應當與當時社會的天下觀和海內觀作用于政治生活有關。瑯邪刻石所謂“東撫東土”“乃臨于海”,之罘刻石所謂“巡登之罘,臨照于海”,都告知人們,這位自以為“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的帝王辛苦巡行,“覽省遠方,逮于海隅”,是在宣示“平定天下”“并一海內”成功。

秦始皇是在“東游海上”的行程中,接受了方士宣傳的。燕齊海上方士是參與開發環渤海地區早期航運的知識人。他們以神秘主義理念為基礎的海洋探索,因帝王的長生追求,獲得了國家支持。方士們以個人富貴為目的的狡猾政治騙術和以艱苦航行為方式的勇敢海上探索,構成了他們文化人生的正負兩面。

《史記·封禪書》記述,“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都曾派遣方士追尋海上“三神山”。而秦始皇迷信方士,追求海上神山奇藥,其偏執至于空前程度。帝王和方士的合作,竟然促成了一次規模空前的海外航行。而這次航海行為成為移民史的記錄。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在聽到方士轉述“海神”的承諾之后,“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谷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后漢書·東夷列傳》“倭”條將徐福“止王不來”處與日本列島相聯系。徐福東渡,使得東洋航路開通至“所在絕遠,不可往來”的地方。英國學者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寫道:“徐一去不復返,傳說他們在日本定居了下來。”日本一些學者也認為當年徐福到達了日本列島,甚至有具體登陸地點的考證,以及所謂徐福墓和徐福祠的出現。有的學者認為,日本文化史進程中相應時段發生的顯著進步,與徐福東渡有關。

“南海”置郡與南洋航路的早期開通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完成了對嶺南今兩廣地方全面的行政控制。然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記事內容中已言“南至北向戶”,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瑯邪刻石也有“皇帝之土,……南盡北戶”語,可知向嶺南的拓進應當在兼并六國后隨即開始。《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明確記載:“……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軍在滅楚之后,隨即已經開始“南征百越之君”的軍事行動。當時“燕齊地”尚未兼并。進軍“南海”,是秦統一的軍事主題之一。由此可知,秦統一的規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國。所謂“六王畢,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宮賦》),以為秦統一只是結束了“六王”的統治,是一種對于秦統一規模的認識偏于保守的歷史成見。

秦進軍嶺南,并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秦帝國的版圖在南方超越了楚國原有疆域,而中原政權控制的海岸線亦得以空前延長。這一舉措對于中國海疆史、海洋資源開發史和海上交通史意義均十分重要。考察西漢時期南洋航路的開通,我們不能忽略秦始皇時代前期之功。秦南海郡所在地方番禺后來成為南洋航路的北端起點,是秦代海洋史研究應當關注的現象。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對于“望于南海”一語,或許可以理解為當時秦始皇以為“會稽”面對的海域就是“南海”。但是更有可能是他的海洋知識中已經存留了這樣的信息:“南海”郡名指代的“南海”與“會稽”海域本已存在交通航路。

顧實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一書中寫道,孫中山曾和他談起上古東西海道交通。“先總理孫公告余曰:‘中國山東濱海之名勝,有曰瑯邪者,而南洋群島有地曰瑯琊(Langa),波斯灣有地亦曰瑯琊(Linga),此即東西海道交通之殘跡,故三地同名也。’并手一冊英文地圖,一一指示余。”這類“瑯邪”地名因航海家活動得以移用至航線上其他地方的情況,是可能出現的。考古學者在斯里蘭卡發現秦半兩錢,說明《漢書·地理志下》記述的西漢南洋航路抵達這一地區的情形,在秦代或最晚至漢初已經實現。《史記·貨殖列傳》說:“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在秦代以后,南海地方逐漸成為中國文化通過海路實現對外影響的強輻射帶。海外文化傳入中土,這里也是首先登陸地點。從這一角度看,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史意義的事件。

“夢與海神戰”“連弩射海魚”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曾經“并海上,北至瑯邪”。方士徐巿等解釋“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的原因在于海上航行障礙:“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愿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隨后又有秦始皇與“海神”以敵對方式直接接觸的心理記錄和行為記錄:“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并海西。”在記載中,親自以“連弩”射海中“巨魚”,竟然“射殺一魚”。

通過司馬遷筆下秦始皇“自以連弩”“射殺”“巨魚”的故事,我們看到秦始皇挑戰“海神”的意志。“連弩”是可以“連發”或“并射”的,是顯著提升射擊效率的先進兵器。漢代軍事史記錄中有在與匈奴作戰時使用“連弩”的明確信息。“連弩”較早見于《六韜·虎韜·軍用》和《墨子·備高臨》,很可能已用于秦兼并戰爭的實踐。秦始皇親自使用“連弩”“候大魚出射之”,又“見巨魚,射殺一魚”,說明他面對海上“惡神”,不惜動用最先進的軍事裝備必欲“除去”的決心。

營造身邊的“海”

《劍橋中國秦漢史》寫道,“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有六七位著名的君主”“他們的事跡使其形象比實際生命更為高大,而秦始皇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人”。我們考察秦始皇歷史形象的形成,應當注意到“海”的背景。

有跡象表明,秦始皇可能是最早在宮苑設計微縮海洋的人。

《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始皇曾經“微行咸陽”,“夜出逢盜蘭池,見窘”。張守節《正義》:“《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筑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如果所據確為《秦記》不誤,則是在宮殿區營造“海”模型的最早記載。不過,《續漢書·郡國志一》“京兆尹長安”條關于“蘭池”的內容,劉昭注補:“《三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為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為鯨魚二百丈。’”《史記會注考證》引張守節《正義》,即寫作《三秦記》。這樣,這一信息的可靠性就存在疑問了。不過,《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秦始皇在統一戰爭中每征服一個國家,都要把該國宮殿的建筑圖樣采集回來,在咸陽北塬上予以復制。據考古學者的工作收獲,翻版燕國宮殿的位置,正在咸陽宮的東北方向,與燕國和秦國的方位關系是一致的。蘭池宮曾經出土“蘭池宮當”文字瓦當,其位置大體明確。秦的蘭池宮也在咸陽宮的東北方向,正在“出土燕國形制瓦當”的秦人復制燕國宮殿建筑以南。如果說這一人工湖泊象征渤海水面,從空間格局和地理坐標考慮,蘭池宮和“六國宮殿(燕國)”的位置關系也是妥當的。秦始皇巡行渤海的感覺,很可能會對秦都咸陽宮殿區建設規劃的構想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姜女石石碑地秦宮遺址的位置看,這里完全被藍色的水世界緊密擁抱。這位帝王應當也希望居住在咸陽宮室時,開窗就能夠看到海景。秦封泥有“晦池之印”。“晦”可讀作“海”。秦封泥“東晦□馬”“東晦都水”,“東晦”都是“東海”的異寫形式。這樣說來,秦有管理“晦池”即“海池”的官職。秦封泥又可見“每池”,也應當讀作“海池”。

《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始皇陵地宮有“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的設計。又“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秦始皇陵地宮有大量的水銀,已為現代物探測定數據證實。對“人魚”有不同解釋。按照裴骃《集解》引《異物志》的說法,這種魚“出東海中”。按照當時的海洋學知識和海洋資源利用的經驗,取用鯨魚脂肪作為燃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安陽殷墟出土的鯨魚骨可以證明,中國人對于鯨類的認識不晚于殷商。涉及“鯨魚死”的文字,見于《淮南子》的《天文》《覽冥》等篇。魏殷臣《鯨魚燈賦》寫道:“橫海之魚,厥號惟鯨。”“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托于金燈。”又有“懷蘭膏于胸臆”句。其中“大秦”字樣,引人注目。由此推測,秦時可能已經取用鯨魚脂肪照明。秦始皇帝陵的設計,以“大海”不息的蕩動與來自海產品的永久的光明,形成特殊的形制。

看來,秦始皇陵的墓主人在走到人生終點的時刻,對大海的向往,依然沒有消減。

(作者王子今,1950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學科評議組中國史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來源:光明日報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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